编者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稳步推进大部制改革，理顺部门职能，打破壁垒，整合资源，优化结构。近年来，部分高校大胆创新体制机制，在国内高校中率先进行大部制改革，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不断深化，推动建立以学术为核心的内部管理体制。本期通过汇总相关媒体的专题报道，对北京师范大学、重庆大学、山东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的大部制改革做法进行梳理，供参阅。
“大部制改革”是党的十八大和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努力推动的重要任务之一。“大部制”改革是将政府相同及相近的职能进行整合，归入一个部门管理，或将一些职能相近或相关的部门整合为一个较大的部门。“职能有机统一” 是其精髓所在，“宽职能，少机构” 则是其鲜明特征。近年来，国内部分高校同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大部制改革。
●北师大教育学部：“大部制”改革，三年磨一剑[1]
从2006年北师大教授郑师渠首次提出组建学部的设想并正式列入北师大“十一五”发展规划，到2009年6月28日正式挂牌成立，北师大教育学部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3年的筹建历程。早在2009年初，一位北师大老教授听说学校已决定在教育学院、教育技术学院、教育管理学院等8个机构的基础上组建教育学部时，深为忧虑，甚至在博客中撰文直指为“瞎折腾”。
教师教育、教育科学是北师大建校100多年来形成的办学优势与特色。在国内各类大学排行榜中，北师大也因为教育学科的出色表现而排名靠前。人们不禁要问：对于一个如此领先的优势学科，北师大为何还要大动手术呢？
◆教育学部“三年磨一剑”
【传统的以个体为主的作坊式研究，已无法适应和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重大战略需求】
北师大教育学部部长周作宇告诉记者，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北师大就曾成立虚体的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当时的学院联合了教育系、比较所、教科所、心理系、发展心理研究所、教育技术系、教育管理学院等几个机构，通过“211”一期工程和其他项目，整合资源、会聚队伍，在机构设计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01年，教育系、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教科所3个单位进行实质性合并，成立了实体性的教育学院。北师大教育学科的发展壮大，与此前的种种探索不无关系。
但尴尬也随之而来。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教育学的各个子学科在学术管理上大都归属于同一个学院。在北师大，教育学一级学科的10个子学科中，却是在多个二级学院里独立设置，同一学科方向又会在不同的学院里出现。“像高等教育学方面的研究，学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所、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教育管理学院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所都有，别说学生报考研究生时搞不懂，校内不少教师也分不清楚。”北师大副教授刘慧珍说。
把近10个机构合并成立教育学部的消息一传出，在北师大校内乃至全国教育学界，都引起了不少争论，“瞎折腾”之忧也随之而起。和外界的热闹相比，决策者们却冷静得多。仅涉及教育学部组建的校党委常委会就开了12次，主抓此项工作的常务副校长董奇更是带着学科处的工作人员，对教育学科的200余位教师进行了调研。从教育学部要不要纳入心理学科和体育学科，到重点学科、实体研究机构、综合交叉平台如何实现整合，再到教育学部实体的功能定位，决策者们就教育学部组建方案广泛征求了专家和师生的意见。
从1月8日启动组建，到6月28日挂牌成立，教育学部实现了“平稳过渡”，8位领导干部到岗，252名教学、科研、管理人员到位。“结构优化才能发挥体制功能，北师大为全国教育学科发展带了个好头。”89岁高龄的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在成立大会上说。潘老1957年考取北师大教育系研究生，他笑称过去是教育系的系友，这次也争当教育学部的部友。
◆学术机构一律取消行政级别
【担任学部行政领导职务的人员，不能再担任学术机构的职务】
“对我有什么好处？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成立教育学部。”对于记者的提问，挂牌成立大会会场一位身穿“教育学部”字样T恤、北师大教育学院特教专业大一女学生说。
教师们的感觉则完全不同。北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高益民说，最近在校内外常被人戏称为“学部委员”，他对教育学部充满了憧憬。高益民期待教育学部是一个大胆创新的实验基地，期待每一位教师在这里都享受到作为科学工作者的尊严，每一位教师得到的是真正的人文关怀而不仅仅是冰冷的数字的考量。“学生将是最终的受益者。”高益民说。
高益民所期待的，是教育学部实行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相对分离。新组建的教育学部由14个实体性学术机构和10个综合交叉平台组成。其中，前者是学部内教学科研人员的归属单位，后者是指各种与省、国家部委以及各类企业、单位等共建形成的学术性机构。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些机构的负责人为学术召集人，不具有行政级别。同时，担任学部行政领导职务的人员，不能再担任学术机构的职务。
北师大按照“校中校”的建设模式，在体制机制方面给予了教育学部充分的人、财、物相对独立权，而不是将其视为普通的院系所。教育学部代表学校来执行学部内学科、人事、财经、行政等各项事务，学部内的各类机构、人员等接受教育学部的直接领导，不再接受学校各职能部门的直接管理。也就是说，在教育学部内部，实行的是扁平化管理，人员聘任、职称评定等将由学部评议咨询机构直接负责，不再像过去那样要经过实体性学术机构这一程序。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层级越少，管理的效率越高。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大学应该尽可能减少管理的层级。实际上，发达国家大多数高校的管理结构都是扁平化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李盛光评价说。
◆“大部制”改革势在必行
【中国大学二级实体院系设置数普遍在20个以上，已成为制约高校科学发展的瓶颈】
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美国大学内的教学科研实体学院的设置平均数为9个以下，英国大学不超过10个。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大学在探索“学院制”的进程中，二级实体院系设置数普遍在20个以上，不少学校在30个左右，少数学校甚至在40个以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综合发展的趋势，高校的管理体制尤其目前的学院制已成为制约高校科学发展的瓶颈。
我国其他的高校也在推行或酝酿学部制改革，有人称之为高校的“大部制”改革。比如，浙江大学对现有管理架构进行重组，组建人文、社科、理、工、信息、医、农业生命环境7个学部，同时，将学校的管理重心适当下移。大连理工大学也在今年4月为学部制改革进行走访调研，以解决影响和制约学校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问题。
二级实体学院设置过多过细，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也不利于大学科研团队的组织。北师大教育学部的成立，成建制地撤销了3个二级实体学院，并合并了相关的研究院所。“组建教育学部不是为了合并几个院系，而是为了整合优质资源、优化学科布局、强化教育特色。”钟秉林说。
在教育学部内，所有资源实现整合，所有人员打通使用，鼓励教师多领域、跨学科开展研究工作。也就是说，一个实体学术机构的教师同时可以兼职进入各综合交叉平台，也可以兼职进入其他实体学术机构，这为资源的重新组合和教师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平台。以新的高等教育研究所为例，12名专职教师中，有2人来自北师大原高教所，4人来自原教育学院高教所，4人来自原教育管理学院高教管理研究所，1人来自原农村教育与农村发展研究院，1人来自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过去大家研究的方向稍有侧重，但不免会有所重叠。现在不同部门相同研究兴趣的人聚到一起，不仅能避免研究资源的浪费，说不定还会有新的研究方向、项目的生成。”刘慧珍认为。
“世界高等教育正呈现出一系列新的改革和发展趋势。成立教育学部，是北师大强化办学特色的一项战略选择，也是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积极回应。”北师大党委书记刘川生说。
●重庆大学：高教改革走内涵发展之路[2]
自1999年高校扩招开始，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一个急速发展期，在规模扩张的同时，也引发了全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密切关注。在硬件提升之后，如何提升教育质量，满足公众期待和社会需要？
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作为重庆高校领头羊的重庆大学如何应对？
重庆大学创办于1929年，马寅初、李四光、何鲁、冯简、柯召、吴宓、吴冠中等大批著名学者曾在此执教。2000年5月，原重庆大学、重庆建筑大学、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三校合并组建成新的重庆大学。
2010年来，重庆大学确立了“建设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的新目标，提出用五年打基础，走内涵发展之路。重庆大学陆续进行了建立学部制，学科布局调整，引进人才等一系列改革，并为重庆市大学联盟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核心主导作用。沿着这一改革思路，重庆大学正在由一所传统的应用型工科大学转化为一所现代综合型大学，为重庆的未来发展夯实基础。
◆学部制改革
“一件简单的事情，院长要奔波于几个部门，可是却没有任何人或者机构对学院的状况负责。”提到改革前的情况，重庆大学校长林建华这样描述。
2011年，重庆大学尝试进行学部制改革。当时，校内对于学部制改革并不是一致赞同，有人认为，这样会增加管理层级，让行政成本进一步加大。“那就先在小范围内试一试。”林建华坚持。
“试验田”运行一段时间后，一些院系主动提出建立学部的要求。最终，学校建立了四个学部：文理学部、工程学部、建筑学部和信息学部。原先的27个二级学院划入学部，单列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和法学院，形成了现在所俗称的“四部两院”。
在学校－学部－学院管理构架下，学院是实体机构，负责教师管理和教学、科研的运行。学部相当于学校的派出机构，负责所属学院的管理和协调。同时，学校赋予学部一定的人、财、物调配权力，使得学院很多需求在学部层面就可以解决了，不必再面对众多的职能部门。
“在现行大学管理体制中，职能部门是决策中的重要环节，因此决策的行政色彩比较浓。在新的管理体系中，学部要设立相应的委员会，如学术委员会、院长会议、国际顾问委员会等，重大问题要经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庆大学文理学部副主任蔡珍红说，“在这个意义上讲，学部是一个学术色彩非常浓厚的管理机构。特别是在教师的晋升、学科布局调整等方面，学部将与院系密切配合，提升学校的学术管理水平。”
◆创新机制引进人才
31岁的博士朱峰是重庆大学通过“青年百人计划”引进的青年教师。“最吸引我的是重庆大学提供的发展平台。”他说。
之前，朱峰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可以继续留在海外做科研工作，或者回国在沿海地区一些高校谋职，但他选择了重庆大学。
目前，朱峰是重庆大学创新药物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攻抗癌药物、抗抑郁药物和癌症致病机制分析。这些研究是处于国际前沿地位的课题，也是朱峰感兴趣的领域，而重庆大学提供的200万元启动经费和较优厚的待遇水平坚定了他的决心。
“还有一点是我的家乡离重庆很近。”到重庆大学工作四个多月后，朱峰的状态越来越好。他谈到自己的实验室，设备虽然没有国外实验室齐全，但都是最先进的，“设备都是根据研究的需要购买的。”一切从零开始，开拓处女地的兴奋让这位青年学者充满了干一番事业的豪情，“我会在重庆定居下来。”
“百人计划”是重庆大学为引进青年学者而设立的一个项目，引进人才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惯例实行预聘制，规定的预聘期为3-6年，只有通过严格的学术评价才能够获得永久职位。工资则实行年薪制，待遇水平不输于沿海高校。一年多以来，已经引进了30多位“百人计划”青年学者。他们共同的特征是三十岁出头，曾有过海外研修或工作经历，有潜力成为未来的学术带头人。
在人才引进上，重庆大学将予以高度重视和着力实施。校长林建华认为：学术带头人严重缺乏是重庆大学发展的最大瓶颈，若不改变，我们将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因此，采用特殊政策引进优秀带头人是必需的。高水准的学术带头人能带出高水平的队伍，进而提升学校的整体竞争力。青年学者的水平则代表了学校未来的竞争力。
为实现上述成果，重庆大学进行了人事制度改革，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认真梳理并健全了学校的人事制度体系。
首先进行了聘任制度改革，实行预聘制，建立了较为严格和完整的聘任程序，并明确将预聘制作为学校未来的主要聘任方式。其次，从整体上梳理了薪酬体系，对新聘人员的年薪制进行了规范，还调整了现有人员岗位津贴的构成，形成了逐步调整薪酬的机制。第三，在评价和晋升方面，彻底改变过去“计工分”的教师评价方式，代之以主要考察学术水平和教学状况，并规定所有教师必须承担本科生教学。学院的评价也从以成果和数量为主，转变到重点考察学院的发展趋势和运行状况，更加关注过程的考察。
目前的改革仍然是阶段性的，新老人员薪酬双轨制是过渡状态，林建华表示，将来一定会向新体制过渡，因为只有建立了统一的人事体制，良好学术氛围才能够真正建立。
“人们总认为西部学校难以吸引到优秀人才，事实上，从生活、交通和信息等基础条件看，重庆与东部城市没有大的差别。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能否敞开胸怀，为优秀学者提供良好的学术发展空间和条件。”林建华说。
●山东大学：大部制改革去年结束，正副处级干部减20%[3]
2012年底，一场低调进行了两年多的“大部制”改革在山东大学悄然落下帷幕。“高校实行大部制改革，是因为高校的管理架构和政府很相似，高校成了政府的延伸。”山东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李建军说。可“大部制”改革显然不是高校改革的终极目标，“校长是给教授搬椅子的”，这句话在过去多少年后，仍然振聋发聩。而在中国的高校中，重新建立起真正的学术为尊、学者治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这个意义上说，刚刚落下的帷幕，也许只是个开始。
◆政府机构有多少，高校机构就有多少
临近年底，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到学校报销出差费用，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客气，几乎是“毕恭毕敬”地为这位教授办完所有手续。“行政人员的作风改变很大。”王忠武说，有位教授因为手续不全，办起来非常麻烦，工作人员详细做了解释，自始至终态度都很好。对比以前有些校机关做事拖沓、脸难看的印象，王忠武很自然地想起了“一把椅子”的理论。
“一把椅子论”由山大校长徐显明提出。从2009年底，山大就开始试点旨在改变校部机关的“大部制”改革，以转变现有高等教育管理理念，增强服务意识。2012年5月，山大推进第二批“大部制”改革，在改革动员会上，徐显明说:“如果只有一把椅子，校长不能坐，处长也不能坐，只要老师来了，这把椅子只能是给老师坐，校长和处长要站起来，把椅子让出来。”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对“椅子论”也有过类似阐述，他留下了日后广为流传的名言:“校长是给教授搬椅子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在盘点了众多高校的管理机构后，直指高校已成为“一级政府”。他发现，北大的管理机构与国务院管理机构一样多，其他大学通常也有30个左右机构，普遍存在机构重叠、人员庞杂、行政干预学术的问题。
尽管改革思路颇有相似，但相比舆论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关注热情，高校“大部制”改革显得有点冷清。无论是浙江大学的学部制改革，还是清华大学的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均未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山大从2009年底就试点的“大部制”改革同样低调，李建军说，改革前后历时两年多，一直“不声不响，媒体的报道都很少”，以致该校一位研究高等教育的教授，自始至终对改革都没有“很关注”。
“安静”有时也意味着改革者的审慎。李建军说，改革前，山大不仅借鉴了国内高校的经验，也将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对象进行研究，最终找到了可资借鉴的改革方式:大学的“扁平化”管理。
在“大部制”改革推进过程中，法学博士出身的徐显明鲜有激进举措，改革的每一步推进都很谨慎，“一步一个脚印”。一个可以印证的事实是，早在2009年底，山大就进行了首批“大部制”改革试点，撤销原科技处、社科处、学术委员会办公室等机构，组建学术研究部；撤销原校友办、国内合作办等机构，组建合作发展部。不过，直到2012年5月，山大才进行第二批“大部制”改革，前后相差两年半。
面对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顽疾，不乏有改革者施以猛药。去年，中南大学推出一系列改革计划，一时“改革激荡中南大”。在李建军看来，稳妥是山大“大部制”改革的一大思路。“我们是要探索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好的制度，这需要缜密的方案。”他告诉本报记者，试点前，学校对各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做了预案，试点过程中，书记、校长大会讲小会讲，统一认识，“我们光中层班子调整补充，2012年就基本搞了一年，做人的工作必须细。”
徐显明在谈及改革方案时直言，这不是一个彻底的方案，“是一个符合山东大学现实的方案，不是一个过于超前的方案。”
◆处长变成项目主管，该怎么称呼?
合作发展部是山大首批试点成立的大部，部长王飞形容改革后的工作，是从以前“单兵作战”变成“协同作战”。
他举例说，以前做校友工作，往往涉及校友办和国内合作办两个处级单位，办事需要校领导协调，“如果两个部门分管领导不一样，协调成本更高。”改革之后，相似的问题只需通过部办公会就能解决，“减少了沟通层级，提高了效率。”
实行“大部制”后，机构“合并同类项”，必然带来人员的安置问题。第二批“大部制”改革，涉及学校办公室、党委统战部、人事部、本科生院、党委学生工作部、财务部、学生就业与发展服务中心及新设立的齐鲁医学部8个部门，16个正处级领导岗位和38个副处级领导岗位，全部实行竞争上岗。徐显明在动员会上提出压缩编制目标，“要按照不低于10%的比例来进行压缩。”
由于“大部制”要撤并一些机构，这就会面临与政府推进“大部制”改革同样的问题——撤谁不撤谁都是问题。李建军也发现，不同机构之间对改革的认识“不一致”。为减少改革阻力，徐显明在动员会上承诺:改革后干部的级别身份不发生变化，待遇不发生变化。
在此次干部竞岗中，山大设置了56岁的年龄门槛，消化了一批年龄大的干部。在这些干部的安置上，山大也打足人情牌，去职前均安排校领导谈话，李建军承担了其中的大多数工作。
一位处级干部告诉本报记者，改革过程中一些干部心有顾虑。几个部门合并后，原先的干部级别虽然不变，但正职岗位只有一个，毕竟正职和副职的权力是不一样的，“正职才有签字权。”
山大人事部部长方辉说，到2012年底“大部制”改革结束，正副处级干部减少了20%。
改革过程中也有一些小插曲。一位干部从正处岗调到大部任副职后，同事对如何称呼他思考了很久。为了弱化职务概念，合作发展部对干部不论级别统称项目主管。这也引发了小麻烦，一位员工在跟政府机关打交道时，掏出名片，人家先问“项目主管是什么级别”。
在同样实行项目主管制的学术研究部，这一小小的称谓变化被赋予了“去行政化”的意味。“不叫处长、主任，改叫项目主管，工作针对性更强了。”部长赵显说，在一个学校里，就应该是学术立校、学术兴校，“其他因素掺杂得要少一点。”
这正是高校推行“大部制”改革的意义所在。武汉大学原校长刘经南曾表示，高校实行“大部制”改革，是为了“真正建立以学术为核心的内部管理体制”。
◆“大部制”只是迈出高校改革第一步
当下，政府机构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以“学者治学”、“教授治教”为目标的高校行政体制改革同样也处在攻坚阶段。
一位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部制”改革后，机关作风虽然有所改变，但教授有时仍面临行政权力的困扰，“比如，到了年底，各个部门发的表填不完。”
伴随此次“大部制”改革，山大也在加强二级学院的建设。李建军说，山大选拔了一批优秀干部充实到二级学院，将管理中心向学院下移，也就是向下放权，目前正在进行相关探索。
李建军透露，强化二级学院依然从制度入手，计划规范学院议事规则，“院长必须在教职工大会上汇报工作，接受大家的监督。”行政和学术分离也在计划之内，“学术交给教授，学术问题通过学院的学术委员会和教授委员会讨论。”
学术委员会是一所学校的核心机构，在学校的学科发展、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教学科研成果评定等一系列事项上，发挥学术评价和决策职能。
2011年4月，山大进行校学术委员会调整，校长徐显明退出山大新一届校学术委员会，改变了多年来校长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传统。为了推动学校行政与学术的分离，身为法学学者的徐显明此举象征意味颇浓。
后来，徐显明解释，退出学术委员会，就是希望能给学术更大自由，推动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学术问题“应由最懂得学术规律的人作出学术判断，而校长并不是最佳人选”。
在2012年的“大部制”改革动员会上，徐显明以电影作比喻，论述校长、院长与教授的关系，他认为三者好比是制片人、导演与演员的关系，他们间的关系是扁平化的，而不是层级制的，“大学里面的主角永远是教师。”
李建军说，这两年，山大每次校长办公会都会邀请教授出席，而给教授配备工作室正在逐步进行。
在徐显明的计划中，山大现有的40多个学院将被划分为六七个学部，形成学术组织，全部由学术权威、知名教授组成。
在大学里实现真正的学术为尊、教授治教，以致山大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推进了两年多的“大部制”改革只是走完了第一步，尽管这一步迈得不容易，但越往前去，改革将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
●北京语言大学：吹响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号角[4]
为了要“精兵简政”为师生服务、为后勤和校友服务，1月14日，北京语言大学召开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动员大会，这标志着该校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正式启动。该校党委书记李宇明、校长崔希亮在此次会上做动员讲话。全校党支部书记、教研室主任以上干部参加了大会。
◆李宇明：贯彻落实“十八大”抓住机遇实现“北语梦”
李宇明作了《我们的“北语梦”——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推进学校管理体制向现代大学方向发展》的讲话。他说，这次改革，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切实推进学校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大举措，也是我们实现“北语梦”的一个机遇。
李宇明指出，党的“十八大”对教育事业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如何治理大学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现代大学的发展需要处理好4种关系：大学与国家的关系；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党政之间的关系；行政运作和学术运作之间的关系。前两种关系主要是大学与外部的关系，后两种关系主要是大学内部治理问题。当前，我校发展改革的重点在于优化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
他主要就学校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校部机关改革的有关问题谈了4点意见：
第一，有关高校大部制改革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近年来，教育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推进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全国许多高校已在进行“大部制”、“学部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总结，这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第二，管理体制改革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有益探索。进行管理体制改革，是遵循高等教育规律，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途径，是着眼学校未来发展，理顺各种关系的重要举措。
第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扎实推进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学校管理体制改革的立足点是“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改革”，并就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基本思路和重点、主要措施作了说明。希望通过这次管理体制改革，实现管理重心下移和管理体制的“扁平化”，构建起“对内有效服务、对外有效合作、对上有效承接”的机构体系。
第四，广大干部和教职工要积极参与改革。希望广大干部和教职工，在学校党委领导下，正确认识改革、积极支持改革，热情参与改革，一起为学校发展进行顶层设计。要正确认识和理解管理体制改革与干部调整的关系，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支持改革，同时提高改革的透明度，确保在阳光下进行改革。
◆崔希亮：改革要有利于学校党政协调和党政一体
崔希亮说：“大家回去以后要把今天会议的精神传达给所有的教职工，让我们全体的‘北语人’都知道我们改革的思路和大的方向，然后建言献策，大家一起来讨论，最后拿出一个符合北语实际的、真正有利于北语发展的改革方案。”
崔希亮重点谈了9点意见：一是会议之后大家要认真学习领会李宇明书记代表学校党委所做的讲话，改革要走群众路线，群策群力，让全体老师有知情权，有参与权，有发言权。二是希望全校所有教职工积极参与到改革活动中来，大家认真地研讨，然后提意见，提建议，学校会认真地吸收大家的意见和建议，改革怎么改，要听大家的。三是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学校的领导和一线的职工，都要站到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这样一个高度上来考虑改革的问题，而不是考虑自己的部门和自己主管的干部，要站在一个比较超脱的、无私的这样一个高度来考虑这样的问题。四是要“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要打破闭关自守的状态，要革除固步自封的弊端，只有这样，我们的改革事业才能往前走，我们整个的事业发展才能往前走。五是这次改革，要立足现实，要着眼未来、着眼长远，要理顺关系，理清职能职责，理顺机制，整合资源。六是改革一定要做到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和办学效益。七是改革的出发点是为了要“精兵简政”，为学生服务，为教师服务，为后勤服务，为校友服务。八是要管办分开，职责界定清楚，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九是要让干部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让所有的干部能够在学校的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要用人所长，提倡机关和教学单位干部双向交流。
崔希亮再次强调了这次改革大家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教学、科研、研究生和学生，留学生教育问题，孔子学院，学校的整个信息化建设，廉政工作，校友工作。他强调，改革要有利于学校党政协调和党政一体。
[1]资料来源：中国教育报，2009年7月7日，有删节.
[2]资料来源：中新网，2013年1月17日，有删节.
[3]资料来源：齐鲁晚报，2013年1月15日，有删节.
[4]资料来源：千龙网，2013年1月17日.
